卷一 通论(3)（1/2）

条约

各国初定通商条约，说话皆言相互均沾利益，实在皆利已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尔后允准，否则不从。

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行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谈判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统领”一事，条约内不归统领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鞫之权，则应委派实受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情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治理中国黎民，而中国黎民入教与否，均应遵守中国纲纪。

按总署所论五端，事属寻常。乃如入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计者，禁绝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纵然重征其税，彼应无辞，现在否则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国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说，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居心隐有区别。如果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事让而事事如斯。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

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竞竞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

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示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现在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须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

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气塞！已于《谈判》《税则》篇中论之详矣。

尝闻西人云：通商谈判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

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

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也。各国谈判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

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

藩王逞雄海内，强邻欺压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惋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更换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