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花生故事多（1/2）

每当我端出红通通油亮亮的花生米，老公就发牢骚：“炒花生又不让喝酒，简直是折磨人呢。”酒和花生天生一对，是个中国人都懂。酒是他自己要戒的，我可没说戒掉花生。

父亲年轻时馋酒。他有一位朋友，也馋酒。两人凑到一起，父亲总要掂出半瓶或一瓶酒来，是北方才有的那种烈酒兼劣酒，散装的，便宜又够劲儿。酒容易，酒肴可没那么方便——一年倒有半年吃腌菜，逢年过节都不见得有肉吃。家里都养几只母鸡，可那是为了鸡蛋换油盐。

父亲有办法——捧出几捧花生，小桌上一放，就是酒肴。母亲心情好了会给他们炒点花生米，心情不好，一见这场合，就串门去了。父亲和朋友就着花生，啧儿咋儿的挺香，边喝边吹牛，可以消磨大半个夜晚。白天没空。父亲这位朋友堪称奇葩，古今中外天上地下，没他不懂的。口才辩才极佳，逻辑思维能力极强，父亲大多时候只是当听众。母亲串门回来，他们还在喝；我们半夜朦胧睁开眼，那位朋友仍谈兴不减。古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二位，花生就酒话人生。

这是我十多岁以后的事。再早几年，花生也是奢侈品——除了窝窝头和腌萝卜，哪一样不是奢侈品？父亲赶集，从没买过吃的，我们也从不指望。倒是老爷爷，偶尔会给我们兄妹三个带点吃的。老爷爷和我们一起生活，当然也穷。但是远在关外的二爷，因为不能在身边尽孝，会给他寄点零花钱。老爷爷八十多岁时，还能走六七里去赶集，回来的时候，手里常常攥着点吃的。三张小手，各分得三五颗带壳的熟花生。我舍不得剥，舍不得嚼，舍不得咽。不过，那几颗花生还是很快就不见了。老爷爷肯定是买了一毛钱的花生，他没有牙，专门买给我们。我在集上见过卖花生的，也很寒酸：小小一个布口袋，小小一杆秤，应付的都是一毛钱的客户。

我六七岁时，邻村开始有人种花生了。姥姥家就种了。秋收过后，我领着弟弟就去了。应该是母亲的授意，她不好意思回娘家吃，让我们小的去一饱口福。哥哥大我们三四岁，印象中他没去过。到了姥姥家，先大吃一顿，临走时，姥姥还要给我们塞满口袋——小口袋想必也装不了多少，我却感觉满载而归。也许她还想多给一些，但那得看妗子的脸色。回到家，等父亲母亲下晌，我和弟弟就迫不及待献宝。母亲让我吃，我骄傲地说：我吃饱了。母亲在灶房烧火，我在她旁边，火光照着她的脸，看她吃的津津有味，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后来，我们村也都种花生了——要种大家一起种，就不怕偷了。秋天，我们收获了花生，终于可以大吃特吃了。但是花生晒干之后，大部分都卖掉了，只留下第二年的种子，以及干瘪的花生。

收花生是最脏的农活之一。先刨出来，拉回家，连夜一棵一棵往小板凳边沿上摔，把花生都摔下来。家里脏得不成样子，摔花生的人更脏，头上脸上鼻孔耳朵，全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