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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从性感看性学和性文化第3部分阅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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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世人第一次知道,90%以上的男性有自蔚经验;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承认从青春期开始至少有过一次与其他男性的性经验;等等。 1953年金赛又出版了《人类女性性行为》(sexul behvior the hun fele),使大众明了约六千位受访者中,有一半在她们结婚时已经不是chu女;而25%的女性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金赛报告》,报告最重要的贡献有三点 一、将性带到了阳光之下,从此人们可以公开地、客观地讨论它。 二、首次揭示了大众的性行为实况,从而建立了一个参照系,此后的所有研究者,几乎都必须考虑这一参照系。 三、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表明范围广阔的性行为都在正常之例,这最终导致了医学、法律和行为科学的巨变。 《金赛报告》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已经是它问世之后40年了。1989年的第一个中译本《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是一个编译本。 与此对应的,还有另一种研究方法,即深入访谈的个案调查,这被认为是“定性的”或“实证的”方法。个案访谈之法只是告诉读者,人群中有人是这样想的,是这样做的,也有人是那样想的,是那样做的。此法并不能、也不打算告诉读者,人群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是如何想、如何做的。而问卷调查之法则正是追求后面那种答案──不过由于样本如何选取、数据如何处理等等因素,要得到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答案其实也很困难。这两种方法互有长短,无法相互替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就“感情与性”这一主题,对47位中国女性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女性的情感与性》。李银河的访谈对象,年龄在29~55岁之间,主要是知识女性。从她所录访谈内容推测,她的访谈对象好像主要是生活在北京地区的女性。因此严格地说,本书适当的标题至多只能是《中国都市中年知识女性的感情与性》,不过今天的出版社通常不可能容忍如此冗长乏味的书名。此书流畅可读,即使是对性社会学毫无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很愉快地将此书读下去。 女性的感情与性,毕竟是一个对广大人群有着吸引力的题目,也是有一点性感的。后来从安顿的《绝对隐私》开始,此类跟风之作不少,女人谈腻了,又谈男人,性感有余,学术价值就越来越小了。因为严肃的社会学的个案访谈之法,与那些纯为猎奇之作,从作品的形式上很难明确区分开来。

重读《海蒂性学报告》

江晓原 刘兵 某老前辈的一句名言“刘兵搞什么女性主义,一个男同志!”一直朋友中间盛传。这回让我们来谈谈新版的《海蒂性学报告》(海南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这虽然不能定位为女性主义著作,但至少是和女性主义有关。其实“男同志”──这里当然没有更现代的含义──很可能更关心这部卷帙浩繁的报告。 确实,在我读这套厚厚的书时,头脑里经常也想到它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以及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应该怎样评判这套书。性的问题,确实与女性主义关系太密切了。比如你前面讲的最后一句话,就很有些要被女性主义批判的地方为什么只是男同志(我们还是暂时先不关注你所说的那个词的更现代的含义)会更关心这部报告呢?除了实证性的证据问题之外,是不是也有些男性中心的味道呢? 我可以将任何一本谈性的书说成是有“男性中心的味道”的。我甚至猜想,性这个话题,它会不会是内在地注定了必然是男性中心的呢?而且,关于性或两性问题的“话语权”,至少在中国内地,目前好像主要还是在男性手中(此刻就是由两个男性在谈这一话题),而这一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女性们自己让出的。 那些拱手相让性话语权,认为“正经女人”不谈这种事的女性,又何尝不是深受男权意识的毒害?在这方面,《海蒂性学报告》倒是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让许多女性的声音也表达出来。但作者并不是一位标准的女性主义者,或者至少不是当前意义上合格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因此,在她的总结、转述和归纳中,也总还是时时显现着男权意识形态的烙印,更不用说那些女性被访者本人的观念问题了。她们虽然身为女性,却大多数也并非女性主义者——尽管其中一些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人的观点很值得注意。 事实上,这套书早在8年前就已经引进中国内地了。我比较了新旧两个版本,新版调整了篇目,译文也是新的,并抽去了旧版附录的几个在美国地区所用的问卷,而代之以三份中国地区的问卷。新版是从台湾引进的,每册前面有不同的台湾学者写的序,其中有的是颇有名声的女权运动人士,比如某大学“性别研究室主持人”何春蕤(书上还将这个“蕤”字印错了);有的是“致力于女性书写的重要作家”,比如平路。这些序能够起到很好的导读作用,同时也间接说明了《海蒂性学报告》和女性主义的密切关系。 现在,任何对性问题的探讨,当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女性主义有关联。这本书并没有反映最典型的女性主义对性问题的最新观点,所以在反映女性主义性理论方面,积极意义倒不是很大。这本书中国出版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尽管它也许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不够标准,却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些国外人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手的生动的看法,如此大胆、坦率地探讨性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也是一种让人感到欣慰的开放。相比之下,前些年一本本来也很重要的反映美国女性主义对女性保健问题的著作,在译成中文出版时,就非常不讲道理(或者说是为了某些“道理”)而将其中一些章节删除了。 不过我对目前这个版本中许多具体内容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我们知道,在《海蒂性学报告》之前,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另一路数是个案深入访谈的调查方法,人物的年龄、职业、经历等等都要交代清楚,被认为是“定性的”或“实证的”方法。而《海蒂性学报告》既未交代材料的来源,也未说明方法的选择。从形式上看,介于上述两种方法之间,是颇为暧昧的方法。它主要是由大量无名无姓的人的谈话片段组成,你无法知道说某一段话的人是何等人。而这些谈话片段的选择和取舍,显然不是随意的,它们被用来显示或支持雪儿·海蒂本人的观点。因此《海蒂性学报告》实际上是“海蒂向我们提供的关于她自己性学观点的报告”,书中反映的是海蒂本人的观点;而不是一份关于人群中性现状的情况报告,尽管书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数据。 我同意你的观点。关于《海蒂性学报告》的内容和材料之特点及可靠性问题,是值得向读者提醒的。看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关性学的研究,确实层次水准参差不齐,类型多样,因此,读者在阅读时,必须理解所读的东西到底属于那类那好。当然,拥有大量真实可靠数据的对于中国人的性学研究,也更有待做出。 关于性的各种调查报告当然反映了性学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全面介绍性知识的书籍,也一直在更新换代。在20世纪80年代,这类书籍曾经是非常性感的畅销书,因为那时性的禁区在中国刚刚打开没有多久。但是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禁区早已经不再是禁区,而书籍的创意、设计、装帧、印刷等等又有了极大的进步,现在再从书架上拿起当年的那些书,给人的印象就实在太“初级阶段”了。 作为这类书与时俱进的例子,有两种新出版的可以一提一是美国人克鲁克斯(r crooks)的《我们的性》,是一本类似百科全书的通俗性学书,号称“写给所有人,关于所有人”,其第七版被译成中文引进(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中文版用纸考究,图文并茂,被着意做成一本“白领读物”,其开本适宜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翻阅。二是阮芳赋的《性的报告——21世纪版性知识手册》(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这是作者当年那本风行一时的《性知识手册》的修订版,当然已经脱胎换骨;如果说当年的版本是一个朴素的村姑,那么新版已经变成一位衣着入时的都市少妇——至于《我们的性》则就是姿色撩人的时髦女郎了。

再谈美人(图)

性感当然离不了图像,如前所述,通常总是离不开美女们的图像。但是要将性感的图像印成书,总要有一些名目。为当下的美眉出写真集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文化含量”不容易上去;况且拍得太出位了,检查官那里又通不过。而从历史上的图画中去寻找性感,则既有“文化”——任何东西时间一久就有“文化”了,这真是不可思议——又安全。 看到这本《16~20世纪初欧洲情爱插图》,我就想到中国近三千年前的一句诗“彼美之人兮,西方美人。”这句话出于《诗·邶风·简兮》,放到这里来当然是断章取义──连“义”也已经被歪曲,因为原诗中的“美人”,被认为是用来比喻“西周之盛王”的;至于以定语“西方”修饰之,则是“叹其远而不得见之辞也”──不管怎么理解,原诗肯定不是讲情爱的。 不过,“西周之盛王”却不是不讲情爱的,这就和我们要谈的事情有些关系了。当年孟子曾对齐宣王说 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的意思是说,如果好色,只要能和百姓共享,就仍然无妨于王道──也就孟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之实行。这是《孟子》中最富于民主色彩的论述之一。不过此后的帝王很少有人能实行这一点。而孔、孟的不肖之徒,虽将孔、孟之书奉为经典,却也从来未曾打算真正按照“原著”中的精神行事。 在中国古代,帝王可以独占无边春色,《周礼》规定由九九八十一个女子轮流侍寝,实际上更有“后宫佳丽三千人”── 有时宫廷中有上万宫女为之执役。达官贵人则有官妓、家妓为之服务,“三陪”而外,当然也可以闺房之中,有甚于画眉。韩愈,自居继承道统者也,照样蓄有家妓,“有绛桃、柳枝,皆善歌舞”;朱熹,公认领袖道学者也,照样被指控引诱两名尼姑作妾……。此二人尚且如此,则风流之子,好色之徒,其恣情纵欲,享受情爱,今人贫乏的想像力实难追摹。 上层阶级虽然自己尽情享受情爱,却经常不许别人说,不许文艺作品反映。在中国古代,反映情爱的绘画作品从来得不到正当地位。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美人”,通常只能露出一张在今人看来一点也不美的假脸,她们没有窈窕身材,不许眼波流盼。所以中国古代真正的美人,无法存在于绘画之中,只能存在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和曹植《洛神赋》之中──说到底一句话,只能存在于想像之中。美人尚且如此,情爱的命运自然更糟,实在要找反映情爱的作品,只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春宫画”、“秘戏图”(这些画图中也极少有能被今人认同的美人)。对于“正经人”来说,情爱是一件可以关门去做,但不能说出来的事;是一幅可以“手抵着牙儿细细的想”,但不能画出来的景。 14年前曾出过一本胡德智编的《世界人体插图选》(当时还是“内部发行”),如今这本《16~20世纪初欧洲情爱插图》,由艺术史研究者、德国人福克斯·爱德华所编。可以从“人体插图”到“情爱插图”,当然是我们的进步,首先可以对应于从展示“美人”(在《诗经》的话语中“美人”是男女都可用的)深入到表现情爱这样一个进步。 《欧洲情爱插图》向我们展示,情爱这个“话语”(或者说表现形式),可以用于多种主题。在这本编译本中,可以看到神话传说、宗教情怀、政治讽刺、生活场景、异族风情、器具装饰、幽默漫画等等主题,当然也有直接歌颂情爱的。那么多的主题,都可以用情爱的形式来表达,这只能说明,情爱已经不是一个被禁锢、被忌讳的话语。 本书标题中有“16~20世纪初”字样,16世纪,对应于中国的明朝末年,那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春宫画空前繁荣的一段独特时期(不过几十年时间)。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因为西方也有他们的春宫画和秘戏图,而且其“春”其“秘”又大大过于我们的唐六如和仇十洲──当然这些春宫画和秘戏图在《欧洲情爱插图》中并无反映,因为这是一本很干净的书。 书虽然很干净,但是很巧妙。对图的选择,极具手眼和匠心。随便举一例,比如第2页上的“古埃及天空女神努特”,文字说明谓该女神“呈拱形于大地之上,象征性关系中的女上男下”,未加说明的是,托起努特身体的是大气之神,名舒。但是请注意,舒神两手托在努特的什么部位上?书中所选之图,很多都有值得注意的细节,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奥妙之处,在不言中。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本书能让“懂事”的读者会心一笑,却又既无诲盗诲滛之意,也无“教猱升木”之心,分寸把握得相当好。

手绘美人(图)

毫无疑问,在照相技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佳人形象都是手绘的。但是即使照相技术高度成熟、普遍应用之后,手绘美人仍然不废。她们仍有她们存在的理由。 当年大师们的名画,自然是手绘佳人的一部分,但既为名画,则已高入云端;而另有一种手绘佳人,则更为平民化。她们曾经是一般老百姓日常亲近的性感。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流行手绘的美女招贴画、宣传画、电影海报之类,因为常被人钉在墙上,得名“p-up”。这些美女画像大致盛行了40年光景,以至于该词有了“迷人的”、“有魅力的”这样的词义。一张有美女画像的月历可以称为“ p-up clendr”,一个搔首弄姿装娇作媚的姿势可以称为“ p-up pose”,甚至一个小帅哥,也可以被称为“ p-up boy”了。 这些美国的手绘佳人,很快就被中国的画家模仿。当时的月份牌、广告上都出现了中国版的“p-up”。而且其中也有捰体美女,尤受欢迎。由于中国传统绘画中对于人体曲线几乎毫无掌握,有人认为,直到1912年11月刘海粟在上海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后成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首创男女同校并采用人体模特,此后中国人方开始逐渐掌握对人体的正确描绘。所以中国版的“p-up”一开始还未能自己独立创作,画家往往购买一些西方的月历、杂志或画册,从中加以模仿,甚至临摹——只是换上一个东方美人的头。 中国的手绘美人,后来也盛行了多年,在月份牌上,在香烟、酒类、药瓶、服装等商品的广告宣传画上,那些柔媚的东方美女们,或古装,或时装,或泳装,甚至捰体,摆好了p-up pose,含情脉脉,向公众诉说着什么。这番光景,与同一时代美国p-up的盛行,真正是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这些手绘美人,如今又不约而同地成为现代文化人关注的对象,成为被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 比如,c g rtigte和l k isel两人编了一本《美国美人画精品》(the gret ri p-up,我收藏的是tschen出版社1996年的德文版),里面收集了20余位p-up画家的900幅作品,并附画家小传。展卷视之,端的是倾城倾国,尽态极妍。而时代风云,技术进步,流行时尚,也自然反映在其中。电话初普及时,那些美女们就经常拿着电话,作娇羞秘语状,无限幸福状;为了宣传爱国,细腰丰||乳|的金发美女就穿上制服行军礼——但是仍然要露出两条性感的大腿。 又如,有一位张燕凤女士,在中国内地收集了五六百张老月份牌上的广告画,编成《老月份牌广告画》上下两卷(台湾汉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1版),共收作品586幅,亦可谓洋洋大观,足可与《美国美人画精品》媲美了。稍后,上海画报出版社的《老上海广告》(1995)、《老月份牌》(1997)等书也次第出版,实在是人同此心,无分中外。虽然如今照相技术高度发达,照相技术所能提供的美人形象,按理说肯定可以更鲜活、更美观、更性感,但是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手绘美人,仍然以某种沧桑感、怀旧感,唤起人们另一种审美情趣——她们是不会被照相技术取代的。

ru房的历史(1)(图)

还有一类性感的书,是所谓“性文化”一路。学术价值不是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仅就写作技巧上来看,拙劣的作者可以将一个原本非常性感的题目写得味同嚼蜡,而高明的写手却能够将一个原本非常严肃的题目写得活色生香。国内出版过几种标称为“性文化史”的书,大多取材不当,观念陈旧;如果说十年前对某些读者曾经有过某种吸引力的话,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则已经是难以卒读了。相反,如果题目本身就性感,写手(而且还是一位女写手!)又自有一番锦心绣口,那将是何种光景啊!——《ru房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为人类的某个器官写一部历史,也算别出心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器官都能写得成一部历史,比如“阑尾的历史”或“脾脏的历史”,恐怕就写不成,因为这些器官上没有多少“文化”,可供形成“历史”。但是ru房不同,ru房上的“文化”,可是深厚之至──它联系到生育、xg爱、健康、政治、商业、审美……所以当1997年,美国从事“女性和性别研究”的女学者玛莉莲·亚隆(rilyn ylo)出版《ru房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brest)一书后,立即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和注意。 《ru房的历史》实际上是一本“ru房文化史”,虽然结构上看不出多少高明之处,也未见有深度的理论分析──从表面上看,甚至没有什么“观点”。但作者收集了大量资料,有些资料是读者平时不易见到的;还有不少资料是平时人们不从“ru房文化”的角度去看的。这样将“ru房文化史”描述出来,也就很有价值了。其实在西方,有许多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是这样的。 在中国传统的主流审美观念中,ru房可以说没有任何地位,如果要对中国做类似的文化史,恐怕只能做头发或脚──小脚的文化史,事实上已经有人做过。如果说早期方绚《香莲品藻》之类的作品还带有无聊文人吟风咏月甚至恋足癖的色彩,那么到姚灵犀编的《采菲录》,大体上就有一点像玛莉莲·亚隆对ru房所做的工作了,但是姚灵犀没能搜集图像资料。而在中国今日媒体上到处可见的丰胸隆||乳|广告中所反映的审美观念,则完全是西风东渐的结果,其历史绝不会超过一百年(当代中国女性中不再讳言ru房的当然大有人在,比如吴霭仪有一本集子取名《知识分子的ru房》)。从这个角度来考虑,《ru房的历史》一书中译本的出版,又另有一重意义。 玛莉莲·亚隆对与ru房有关的史料,搜集可谓不遗余力。举凡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古典雕塑、名人回忆、广告招贴、宣传海报等等,无不纳入视野,从中观察ru房文化之演变。全书共有插图99幅,每幅下皆有可以独立于正文阅读的说明文字。这些说明文字往往既点出了这幅插图的价值和意义,也富有阅读趣味,例如原书图51 bernrd绘,《向七十五军致敬》,法国海报,1914年。为了鼓舞爱国情操,一次大战时的法国海报将玛丽安(rne,作为法国象征的类似女神的人物──江按)se情化,让她裸身站在加农炮前,发丝飘扬,坚挺的双||乳|不畏德军的侵袭。 又如展示轰炸机机身上所绘裸||乳|金发美女做胜利手势的原书图61 《有点危险》,1943年8月12日。驻扎于英国空军基地的波音b-12飞行堡垒轰炸机388轰炸大队。二次大战的机身绘图艺术融合了ru房、危险、摧毁与胜利。 这类笔触,书中到处可见。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在西方的“女性与性别”研究者、特别是女研究者中,常有女权主义倾向,她们的作品也往往带着女权主义的烙印。但是在玛莉莲·亚隆的《ru房的历史》中,我们看不到这种烙印。她的观察是敏锐的,但态度则是平和的。即使叙述到紧身褡对女性身体的改造和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古代缠足同样性质──这类内容时,也没有对“男权社会”或“男性中心主义的审美”作任何批判和讨伐。 强调了玛莉莲·亚隆对ru房文化史的“述而不作”的描述,却反而引出了我自己发表一个“观点”的欲望。《ru房的历史》使我想到一个近来常在思考的问题那些以描述为主、没有多少宏论的著作,是否可以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于空疏浮夸的“学”风,喜欢徒托空言,大发议论。先前有所谓“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之争,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着眼点都在“论”上。大焉者构建“理论体系”,小焉者发为惊人之说,必出一番宏论而后已。久而久之,许多人已经习惯于一定要在文章或著作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一般性地提出观点(比如有所谓“夹叙夹议”)还不行,通常还要摆开一个论断的架势才行。 其实,描述也有学术价值。从时间的维度──其历史沿革、从空间的维度──其分布范围、从社会的维度──其影响作用,将某个事物、某种文化现象描述清楚。例如,西方许多文化人类学著作──其实《ru房的历史》也可以归入其中──就是这样做的。难道没有学术价值?难道不比那些平庸的、陈词滥调的、卑之无甚高论的“观点”更有学术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参照科学哲学理论中的有关方面,也有启发。早先人们在朴素的客观性假定的简单指导下,坚信科学理论必定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通过绝对“客观”的观察,才能归纳出理论。然而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早已指明,绝对“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观察程序的设计、观察结果的表述等等问题上,必定有某种理论的介入。作为一种类比,我们也不难看到,绝对“客观”的描述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描述对象的取舍、描述语言的选择等等问题上,也必定有某种“观点”──实际上也就是理论──的介入。故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仿照某前伟人之名句句型曰

ru房的历史(2)(图)

描述当头,观点也就在其中了。

吴歌小史话当年(1)(图)

一提起“吴歌”之名,早年所诵李白诗句就会浮上心头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 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吴歌动君心。动君心,冀君赏,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青云上。 ………… 因此见到这本《吴歌·吴歌小史》,一时心血来潮,就用电脑对全唐诗进行字词检索,将所得结果去其重复(轻而易举就发现了三处重复收诗的情况),共得直接提到“吴歌”者18处,其中 孙逖、祖咏、常建、韩愈、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刘兼各1处,罗隐2处,而李白一人独占7处! 可见李白对吴歌情有独钟,非其他诗人可比。这一现象如何解释,也许尚待高贤──不知搞唐代文学史的专家是否已经提出过解释? 使李白如此钟情的吴歌,究竟是何宝贝? 吴歌者,江南歌谣,吴地之人所咏唱也。《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吴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顾颉刚认为其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其内容则主要是“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小儿女”们口中最爱唱什么?首先自然是男欢女爱、郎情姐意,此外当然也经常会旁及家乡风景、人生苦乐之类。当年宋人编《乐府诗集》,就有“吴声歌曲”,其中如《子夜歌》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顺便插一句,此歌意境,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春图中常有描绘,特别突出美人之长发。又如《子夜四时歌》 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 “怜”者,爱也,又常以“莲”字谐音代替,故“莲子”者,即今日之“love you”也(如今网上聊天之种种特殊用语,其实也有相似光景)。当年使李白情有独钟之吴歌,或即此类也。当然,和后来收集到的吴歌相比,上面这些歌谣可能已经经过文人的改写润色。 到了明代,吴中“山歌”就有更接近口语的文本流传下来了,比如冯梦龙编的《山歌》中 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来。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连底湖胶打不开。 结识私情像象棋,棋逢对手费心机。……姐道郎呀,你摊出子将军头要捉我做个塞杀将,小阿奴奴也有个踏车形势两逼车。 后面一首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素谜荤猜”之法,如将末两句之“谜底”直白说出,那就不成体统了。 这些歌词要用吴语吟诵,方能传神,经文人笔录下来,如以普通话读之,韵味要损失几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二十世纪学者所收集整理的吴歌,依然只能如此,比如王翼之辑《吴歌乙集》中 日落西山渐渐黄,画眉笼挂拉(拉,在也)北纱窗,画眉笼里无食难过夜,小奴奴房中无郎勿进房。 天上星多月勿明,河里鱼多水勿清,京里兵多要反乱,姐妮房中郎多要乱心。 所谓吴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大致上的光景也就不难推想了。 不要小看这些“滛词艳曲”──当年可是劳动了顾颉刚、刘复、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物亲自收集,甚至还劳动了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号召学者们从事收集工作! 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有转机。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校长蔡元培的启事,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帮助收集民间歌谣;还刊登了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不到半年,即征集到一千二百余首,并从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首。 北大这番收集民间歌谣的举动,颇使当时一些守旧人士痛心疾首。据顾颉刚回忆,许多守旧的教授和学生们叹息道 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 一位前清进士更是义愤填膺 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青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 然而,学者们则对这种“胡闹”乐此不疲。 顾颉刚1918年爱妻病逝,因悲哀过度而得神经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休养。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学日刊》,看见上面的歌谣,决定尝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他是苏州人,就从自己孩子口中开始收集,渐至邻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妈子……到后来,连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叶圣陶、郭绍虞等等,都加入了帮助他收集吴歌的队伍。顾颉刚收集的这些吴歌不久后在《晨报》──当时学术界都看这张报纸──上连载,使他在这方面又出了名,被目为歌谣研究的专家。本书中所收的《吴歌甲集》,就是顾颉刚收集的这些歌谣。当时竟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五大名流分别为《吴歌甲集》作了序。 收集吴歌的另一个干将是刘复(半农),江阴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阴船歌》(收在本书《吴歌戊集》中)比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还早一年。且看一首

吴歌小史话当年(2)

新打大船出大荡,大荡河里好风光。船要风光双只橹,姐要风光结识两个郎。 刘复还模拟民歌进行创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拟的江阴民歌。后来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俗曲──不附乐曲的谓之歌谣,附有乐曲的即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并进行研究,编有《中国俗曲总目稿》。 周作人当然也是歌谣收集研究中的大干将,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猥亵的歌谣》中,反复强调收集民歌时不排斥猥亵的歌谣。这也可以说是歌谣研究者们的共同认识。起先在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滛亵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后发行《歌谣周刊》,新定章程第四条则说 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者加以甄择。 于是周作人从《诗经》中的“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说到南唐李后主的“为奴出来难,教郎恣意怜”,再说到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直到《圣经》中的《雅歌》一章(几乎全是露骨的情歌),以说明猥亵的成分“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而对于猥亵的歌谣,“在研究者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雅歌》第五章

5:1 我妹子,我新妇,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 5:2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 5:3 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 5:4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 5:5 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没药,我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门闩上。 5:6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梢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5:7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 5:8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 5:9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 5:10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 5:11 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 5:12 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式。 5:13 他的两腮如香花畦,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 5:14 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 5:15 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 5:16 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对于今天读者来说,也许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都对吴歌之类的民间歌谣如此感兴趣? 按照刘复的意见,如果要研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明,要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真相,则民歌俗曲是“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 因为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来陶情适性的;他们既不比考生们对着考官对策,又不比戏子们对着听众卖艺……民歌俗曲中把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全都包括了。 胡适则着眼于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而民歌俗曲可以作为方言文学的代表,自然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抱着这样的观点,来读这本《吴歌·吴歌小史》,来体味八十年前大?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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