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绅士的杂志(1/2)
1786年因为英法条约的签订,降低了英国输入法国商品的关税,导致英国商品充斥法国市场,打击了竞争力不如英国的法国工业,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这导致工人和工厂主的强烈不满,历史学者们相信这个条约加剧了革命前夕的社会矛盾。
拿破仑新的关税政策与1786年条约相反,英国商品流入法国的关税收得很高,这可能让鲁昂等地的商人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可以获得大量棉花,又不用担心被皇家海军阻拦,可以去新的海域活动。
英国商人对此可能会感到不高兴,乔治安娜打算给梅里爵士这么一个说法,法国的税收高了,他们才有更多的钱用于公共工程,才能买英国的钢铁。
法国虽然铁矿丰富,可是冶铁厂只有不到40家,工业化的规模远不如英国。
在英法和平之前,英国的铁制品主要销往美国。拿破仑本人是倾向大举兴办公共工程的,原本财政上他还有些捉襟见肘,卖掉了卢浮宫的名画和将城外的粪山变成肥料厂后,他手头宽裕了一些,不过他依旧缺钱。
他不止是把关税调高了,新的宪法规定还交税交得多,前600名的名流才可以成为议员。
这是旧时代三级议会最想讨论的事,平民和资产阶级缴纳那么多税,贵族却享受各种免税权,然而三级议会上根本就没讨论出任何结果,后来第三级干脆把特权阶级给甩掉了,自己成立国民议会讨论,西耶斯这时将自己的教士袍给脱了,从第二级变成了第三级。
拿破仑让元老院听他的话可不是光凭乔治安娜以命相搏,他将立法院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了元老们,保民院的人减掉了一半,只剩下50人,纵使西耶斯依旧是元老院的议长,他也已经被架空了。
她很看重西耶斯的三级法院,大革命之前的农村依旧保留着中世纪时的民主特色,往往是市政府官员或者是讨论某一件公共事务时会敲响教堂的钟声,召唤农民在门廊前集合,穷人和富人都有券出席。在会议上既无真正磋商,也没有表决投票,但是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为此还会请来一位公证人露天制成证书,收集不同的发言,记入会议纪要。
这些来教区的官员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征税员,另一种是理事,征税员是负责收税的,理事则代表总督维持公共秩序等一切事物,比如组织自卫队、国家工程、以及一些普通法的执行。
就连巴黎高等法院都没有将行政和司法分开,法官就像是市场管理人员一样管控物价。在这种特殊时期,特别刑事法院可以处理夜盗、凶杀、纵火、伪造货币、煽动集会、非法携带武器等不能上诉的罪行,其他诸如财产、税收等纠纷最好派出检察官和法官到郡、乡镇、公社去处理。“良善之辈”和“暴徒”要区别对待,现在的**官雷尼干不了这件事。
但西耶斯首先告诉乔治安娜,教堂的钟现在都没有了,在大革命时它们被用来铸钱,而且教堂还没有可以自由撞钟的权力。
其次里昂暴动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曾经派库通进行镇压,可是库通有点手软,从11月起负责革命法庭的革命特派员就变成了科洛和富歇,这二人对犯人的处决成倍增加。4个月的时间就处决了一千六百多人,拿破仑还是个炮兵上尉时看到过那血腥的场面,平均算下来每天至少要处决10个人以上。
共和军进入里昂后,巴拉斯又下令处决了几百名叛乱分子,旺代战争期间大量军事特派员将大量“土匪”处死,仅仅昂热地区救处死了2000多人,西耶斯很害怕这次清理“土匪”又变得和恐怖统治时期一样。
乔治安娜没有劝这位前督政,罗伯斯庇尔也曾被称为“美德模范”,可是他的墓志铭上留的是什么?
塔列朗被称为瘸腿魔鬼,拉法耶特被称为游侠骑士,米拉波被称为疯子天才,还有罗兰法官的妻子罗兰夫人,她被称为罗兰女王,这位女王对她丈夫的记录不多,或许她也知道她丈夫支持粮食自由贸易并没有真正解决饥荒的问题。
农民和地主都不急着将地里丰收的麦穗给收割了,因为指券贬值得太快,谁会用粮食去换废纸。
乔治安娜又和西耶斯聊起了这次被踢出保民院的几个人,皮埃尔·卡巴尼斯、安托万·德斯蒂·德·特拉西、历史学教授兼编辑多米尼克·加拉、立宪派主教亨利·格雷瓜尔、作家皮埃尔-路易·甘格内、律师政客让-德尼·朗瑞奈伯爵,她希望西耶斯能将他们邀请到她家里来做客。
西耶斯问她为什么,乔治安娜笑着告诉他,因为这些人都尊崇已故的孔多塞侯爵,她正好资助了一个学生,他在用孔多塞侯爵的理论做光学实验。
西耶斯并不是很相信她,但他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然后离开了她的别墅回圣卢克宫了。
等西耶斯走后,乔治安娜才从隔壁房间的书柜上取下来一本书,那是法语版的《国富论》,翻译者正是孔多塞侯爵,上面还有他很多注解,这本书和拿破仑所看的《国富论》一模一样。
孔多塞和亚当·斯密、杜尔哥一样,都认为谷物自由贸易可以缓解饥荒,杜尔哥将孔多塞的政策到处进行宣传,他甚至给皮埃尔·杜邦·德·内穆尔写过信。
危机开始时,杜尔哥提出的第一个政策就是为穷人提供工作机会与薪金。
他提议成立“慈善办公室与工作组”,要求中央融资支持补充地方资源。他认为“真正的贫困”不仅应该得到救助,还应该得到“尊重”,他担忧把穷人们聚在一起派发汤或面包会让一些穷人“丢脸”,因为这样的行为类似于公认行乞。
慈善研究所的目标是“使货币在民众之间流通”,通过有效的“公共工程”,比如铺路和改善公共场所。
当时内政部的负责人为公共工程提供了20000里弗,为不能工作的人购买粮食提供了80000里弗,杜格尔建议将这个比例颠倒过来,最终耗费在道路建设、城墙防御和传授纺纱技术上花了85000里弗,为粮食支出了36000里弗。
第二个政策是加大供应量,当危机恶化时,向商人借贷,支持省内进口,当时商人没有长途贸易的经验,而且在繁荣和平的时候运输成本也高得离奇,杜尔哥从中央的额外资源里拿出十分之一作为谷物进口的奖金、补偿和利息,然而一旦谷物进入省内,它大部分回流入通常的贸易渠道,最终被投机者们囤积居奇,并没有流入消费者的手中,阻止了正常贸易的建立。
第三个政策是减轻穷人的税收,并对富人进行紧急征税,对那些已经卖了家具、动物、衣物来生存的最贫困小业主赦免国家税收,但是慈善工作组将会得到来自富有业主们的强制捐款的支持。
第四个政策是危机早期,地主回解雇佃农或者佃户,当谷物价格涨到了高于其十年平均价格的150时,租金必须以货币,也就是硬币支付,法律应当在短缺时援助租户,这是人道,也是公平的。
“你在看什么?”
乔治安娜拍了下胸口,回头看向说话的那个人。
“在看让斯利夫人搜集的情报。”她将夹在《国富论》里的那一沓纸递给了拿破仑“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杜尔格的政策将利穆赞从1770年的饥荒里解救了出来,那一年的收成是18世纪最差的一次。”
“你也赞成谷物贸易自由?”拿破仑看着那些资料。
“除非我疯了,我只是觉得这份资料很有借鉴的地方,你捐了22000法郎给里昂的收容所,应该将176000法郎用于公共工程,44000法郎用于给那些不能工作的人买食物,你让谁负责的这件事?”
“我没空。”他将那本书给放下了,搂着她的腰“不是说了这个房子只能我进来吗?刚才走的那个男人是谁?”
“西耶斯你都不认识吗?”
“他跟你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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