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导读（1/2）

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向来崇尚“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经济看法。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里，人们习惯的经济生活方式是自行生产、自行消费。人民以温饱自足，以安宁为福。人给家足可谓国家经济生长的最高要求，而到达这一要求的手段无外是勤力农事，奖励农业和减除一切铺张及奢侈。工商运动向来都被认为是占据生产人口，故障农业生产，促成铺张奢侈的无益行为。因此，恒久以来，受到轻视甚至压抑。直到近代初期，这种思想看法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仍未有动摇、改变。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机越来越多，1862年清政府建设总理各国是务衙门，就是为处置惩罚外交事务而专门设置的。在其时的外交事务中，商务是最多、最主要的。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客观上已使商务问题上升到重要国策的显赫职位。

可是，一个2000多年中素来轻商、抑商的国家，不行能一下子在思想看法上重视商务问题。《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天子曾有意以全免关税为条件，来换取“公使驻京”的要求，这一事例很鲜明地反映出清政府对商务的无知和轻视，而对自己的政权威严的何等看重。总之，办商务的目的不在于通商赢利自己，而完全是政府外交上的一种制衡手段，其最终目的只在于维护统治，包罗政治秩序及经济秩序等等。

在这时候，只有少数人开始徐徐认识到商务的重要性，并有志在中国真正提倡生长工商业。这些人大多是处于洋务运动重要位置上的官员，身居通商口岸、靠近商业竞争战场，经常与外商接触的督抚或知识分子。例如，恒久在上海英国教会所办“墨海书馆”中事情，而且游历过英、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韬；恒久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并出任清朝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留学法国，亦任李鸿章幕僚的马建忠，等等。

这些人在他们的著作叙述中，已差异水平地提到或论及“重商”的问题。

然而，对于重视商务，生长工商业这一问题，在文字上举行全面系统叙述，而且再三修订，不停增补，形成较完整思想的，要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它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提倡生长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求富，以富求强思想的著作。

1842年7月，即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之前一月，郑观应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的一个士绅之家。香山县离广州不远，与香港隔水相望，在鸦片战争前，这里的住民就有不少与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其中做生意致富的人就较多。鸦片战争后，香山人充当外国洋行买办的人越来越多，因而香山县有“买办家乡”之称。在郑观应的家族和亲朋中，就有不少在上海等地做买办。这样的家乡情况和家族关系，促使郑观应在17岁加入县试失败后，就扬弃历代念书人科举仕途的传统模式，而走上了“赴沪学贾”的蹊径。

在以后的岁月中，郑观应先后在英国宝顺洋行、太古汽船公司担任过买办，又自己谋划商业、投资汽船公司，还担任过上海机械织结构总办、汽船招商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重要职务。列身于外国洋行、权要企业的猛烈竞争之中，他辛勤谋划、日夜操劳，积累了富厚的商务知识和履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