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作品介绍（1/1）

才大学博，勤于著述

宋应星（公元1587—约1666年），字长庚，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宋姓在当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贤，号南塘，曾任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为官清正，对宋氏子女有很大影响。祖父是宋景的第三子宋承庆，早逝。父亲宋国霖字汝润，号巨川，少孤，赖母顾氏及叔父宋和庆养育，少补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宋国霖有四子，宋应星为第三子。与兄应鼎俱为同母魏氏所生。宋应星出生时，宋氏家族日益消灭，而母亲又是农民的女儿，所以自幼易于靠近农业生产和群众。

奉新地处南昌府境内，明代时这里文风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应星幼时与长兄宋应昇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内就读。七岁时投师于族叔宋国祚，不久就学于新建举人邓知己。年方十六考入本县县学，入庠九载。他自幼聪颖勤学，学业效果之佳为师长所惊讶，其族侄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宋应星青年时代已经熟读经史及百家信，对程朱理学有较深钻研，又能独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他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很有兴趣，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还喜欢音乐、美术，对时事政治特别体贴，怀有济国济民的理想，常与同学挚友纵谈天下大事。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应星与其兄宋应昇赴省城南昌加入乙卯科乡试，考取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县中诸生只有他们兄弟中举，人称“奉新二宋”。当年秋赶往京师应次年丙辰科会试，未中。为作好再应试准备，他们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习，投师于洞主舒曰敬。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又一次进京会试，仍然名落孙山。以后又在天启及崇祯初年再次加入会试，效果均未中举，以后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宋应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在老母被兄宋应昇接到浙江后，宋应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谕，主要是教授县学生员。任职四年，取得优良教育效果，使当地“士风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够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多数作于此时。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宋应星考评位列优等，不久就被升为福建汀州府（今长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未待任满，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辞官归里。崇祯十六年再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此时已是明王朝死亡前夕。他到任后，州内因战乱破损，连升堂地方都没有，官员大多出走。他几经起劲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设了书院。次年甲申（公元1644年）初，亳州周围已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困绕，宋应星弃官返回了奉新。宋应昇原已升至广州知府，甲申后也无意恋官，最终挂冠归家乡。他们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于南明福王政权，但此政权却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独霸，倾轧忠良，不久便死亡于满清铁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时，宋应昇于1646年仰药殉国，宋应星埋葬胞兄后，在清代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和悲愤中渡过晚年，约莫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岁。遗有二子，宗子宋士慧字静生，次子宋士意字诚生，皆有文才，人称“双玉”。宋应星生前教育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此遗训，在家放心耕读。

宋应星的生活时代适值明末，他亲眼眼见了政界偏差丛生的漆黑现象，最终与科举仕途决裂，转向实学，尤其是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作了多年考察和普遍的社会视察。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撰写《天工开物》等作了准备。他虽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未得一进士功名，却获得极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思想更为激进，成为对旧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学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天工开物》（1637）、《观象》（1637）、《乐律》（1637）、《论气》（1637）、《谈天》（1637）等；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有《野议》（1636）、《画音归正》（1636）、《杂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原耗》（1637）、《卮言十种》（1637）等；四是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1636）、《美利笺》（16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大部门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天工开物科学各人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履历，险些包罗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凭证“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部署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叙述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罗种种水利浇灌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先容。《乃服》包罗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及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域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技术，并绘出大型提花机结构图。《彰施》先容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偏重靛蓝种植和蓝靛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历程，还涉及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要领。《粹精》叙述稻、麦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偏重加工稻谷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叙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叙述甘蔗种植、榨糖和制糖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物为研究重点，突出先容先进地域的生产技术。

中卷有七篇，多为手工业技术。《陶埏》叙述衡宇修建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着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窑烧结，都予说明。《冶铸》是叙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纪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及铜钱铸造技术及设备，包罗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三种基本要领。《舟车》专述有关交通工具。首先用数据标明各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还说明种种船、车驾驶要领，详于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锤锻》系统叙述铁器和铜器铸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规模之内，而种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置惩罚等金属加工工艺亦曾论及。《燔石》涉及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和砒石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清静作业均有叙述。《膏液》先容十六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叙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和设备，所提供的生产操作图特别珍贵。

下卷有五篇，也属工业。《五金》叙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疏散技术，尚有灌钢、种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历程图十分难堪。其中纪录不少中国发现缔造，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罗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物用于文房。《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和产物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后才泛起的新产物。《珠玉》则记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域采玉，还谈到井下采宝石的要领和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

全书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历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门内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实地视察的资料。

宋应星在叙述各生产历程的同时，还生长了“穷究试验”的研究要领。他对种种迷信神怪、荒唐旧说都有所批判，如对炼丹术的批判更为猛烈，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注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这是《天工开物》一书的最大特色，使人们感应线人一新。

《天工开物》的难堪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效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形貌，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叙述，注重引入理论看法，而非单纯技术形貌。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浇灌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因而叙述了作物与情况的关系、外界情况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提到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先容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进的技术成就。《甘嗜》先容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是一种新技术。《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驱动水轮转动，通过立式主轴发动各机件，同时实现灌田、谷物脱粒及磨面粉三种机械功效，是十七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先容蚕的变异现象，与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述险些相同。除此之外，还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各自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清除病蚕实现人工淘汰，可使健蚕顺利发育生长，这都切合科学原理。在工业方面，《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勾通使用，可完成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一连生产历程，所革新的生、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在较量金、银、铜单元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看法。对金属锌（“倭铅”）冶炼工艺的叙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确而详细的文献纪录。对铜、锌以差异配比炼出具有差异性能的合金黄铜的叙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燔石》论及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清除瓦斯和加设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清静作业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他的书，实际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或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运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眼前显示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依附木［榨］石［磨］，尔后倾注而出焉”。这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在。简言之，此思想焦点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凭证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罗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相同的桥梁。只有很好地明确了技术，才气明确使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这种中国特有的科学思想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所谓技术，在宋应星看来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机团结，即工艺操作要领、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术与工具设备的团结。人只有借技术作用于自然界，才气实现开物历程。《天工开物》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体例上首开先例，其所述规模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再起时期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deremetallica，公元1556年）这部技术经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1604—1681）于清初刊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公元1725年）及《授时通考》（公元1737年）普遍摘引。十七世纪末，此书传入日本，被广为传抄，公元1771年大阪泛起了和刻本，以后成为江户时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二十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脱销。

此书在十八世纪流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篇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julien，1799—1873）摘译成法文，接着再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内论养蚕部门还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达尔文读过这部门内容，并作过引证，称之为“权威著作”。1869年，有关工业各篇的法文摘译稿又集中被收入《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anciennesetmodernesdel’empirechinois）一书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篇又转译为德文，1966年全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书。这部书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