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始乱之源（1/2）

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

公元二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正处于大汉王朝的统治暮期。

世人皆曰桓、灵二帝误国。其实乱世之根，一早已经种下。

起初，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采取重用外戚的办法来稀释诸侯王和官僚士大夫的权力。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乃是一柄双刃剑，在打压了其他势力的同时，也直接导致外戚集团的迅速膨胀，这一势头发展到极致，最终引发了外戚王莽篡权自立的悲剧。

此后，汉光武帝刘秀虽然实现了“中兴”，但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外戚问题。尤其自汉章帝刘炟起，皇帝几乎个个短命，随之而来的便是频频的幼主登基，这就为外戚势力以“辅政”名义架空皇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运作条件。

然而，政治上的斗争不会有片刻停歇。小皇帝一天天长大，终有不再甘心任人摆布的一日。于是，一支第三方的势力——宦官，便成了皇帝在夺回权力的过程中最为倚重的力量。

一方面，皇帝自幼就由宦官服侍，所谓“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至少从情感上来说，皇帝早已把宦官当成亲人看待；

另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宦官最不可能威胁皇位；相反，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宦官们的护主心一般都很强。由此看来，皇帝和宦官真可谓是天然的盟友。

实事求是地说，在皇权与外戚势力的长期斗争中，宦官们的确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尤其是汉桓帝刘志时期，中常侍单超、具瑷等五人竟设下密谋，成功铲除了被称作“跋扈将军”的外戚权臣——梁冀，从而帮助桓帝终结了其长达十三年的傀儡生涯，一时间大快人心。

但好景不长，皇帝出于感激而给予宦官们的特殊恩宠使得后者顺竿子爬高，也开始将触须伸向了政坛，并渐渐接过外戚的风头，成为了又一股舞权弄政的强大势力。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宦官集团在与另一派政敌——官僚士大夫的党争之中大获全胜，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对朝政的掌控。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去世。年仅十二岁的刘宏继位，史称汉灵帝。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外戚大将军窦武联合官僚士大夫的头脸人物——太傅陈蕃，试图组织一场针对宦官集团的清剿行动。谁知此密谋竟然在中途走漏了风声，结果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随即展开强力反扑，窦武、陈蕃二人双双遭到灭族，史称“九月辛亥政变”。

“九月辛亥政变”后不久，宦官集团趁热打铁，继续怂恿汉灵帝在全国范围内清剿士人，并挑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士大夫集团由是遭遇灭顶之灾，以至于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只有议郎蔡邕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对“妇寺干政”的现象做过一次徒劳的弹劾，并随后被放职归田（史称“金商门应对事件”），而其他士人则普遍选择了明哲保身、低调避祸。宦官集团自此再无敌手，竟一度形成了所谓“中外服从，上下屏气”的政治局面。

汉灵帝在位的二十年，是宦官集团权势达到极盛的二十年，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宦官把持朝政的一个最高的时长记录。而在宦官集团内部，中常侍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程旷、蹇硕、夏恽、郭胜等十人扮演着绝对核心的角色，被称作帝前“十常侍”。

“十常侍”一面在后宫中用奇玩美色催眠灵帝、堕其心志，一面在朝堂上翻云覆雨、只手遮天。而他们的父兄子弟则横行于各个州郡，作威作福、辜财夺利，形成了一整套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和利益输送体系。

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劳苦大众来说，一方面是自然界频繁爆发的水旱震灾，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十常侍”及其爪牙的横征暴敛、肆意迫害。一时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盗掠猖獗、叛乱四起……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段荡气回肠、百花缭乱的汉末群英史，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徐徐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