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章 插班生（1/2）

“北平解放了，我回到大连，插班到实验小学六年级，班里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其实我也是大连人，在大连出生的，在大连成长的，纯牌大连人。只不过在我八岁，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到沈阳我后姥姥家住了三年，又到北平流亡了一年，怎么都像看外国人似地把我望着，望得我浑身不自在。

后来我才明白，全班男同学一律剃光头，就我一个是小分头，他们便把我看成另类，我也不能解释。其实我刚到北平流亡的时候也是光头，因为没钱剃头，也没想到要剃头，也没人提醒我剃头，就长成一个那样的头，长长的、蓬松的，像要饭花子的头。后来一个大姐姐实在看不过去了，就用做活儿的剪子，给我剪了一个这样的头。不是因为好看才剪成分头，是因为没钱才留成了分头，他们是误会我了。

“第二件使我不能合群的是因为我说的话。我说的是沈阳话和北平话揉合在一起的，一种怪怪的话，他们听着就笑，有的还笑弯了腰。

“其实我八岁在大连实验小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和他们一样，也是说的大饼子味加海蜊子味的话，可是离开四年，我就变成沈阳高粱米味和北平京片子味的混合体，怪怪的普通话，使我像个外国人似的，排除在他们之外。如果在西欧，像大连、沈阳、北平这样远的三座城市，确确实实也够得上是外国了。

“我最喜欢的是语文课。语文老师——周敏是我们的班主任。开新课时，她先讲生字、生词，然后把课文范读一遍，再点名让同学们一人读一段。当她点到我的时候，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耳朵，认真地听我这带京味儿的普通话，确实比大饼子味和海蜊子味好听、洋气、标准、有味道，于是便鼓起掌来。当老师喊下一个同学接着读时，都不肯读，都觉得大饼子味和海蜊子味有点儿羞于出口。于是就齐声喊：‘叫张天翼读，叫张天翼读。’语文老师笑笑说：‘张天翼，那你就接着读吧！’

“后来再上新课时，老师也羞于用大连话范读课文了，讲完生字、生词以后，就叫我读课文，记得那一课读的是‘小英雄雨来’；我把孩子们在荷花荡里游水、嬉戏的场景读得很热闹、很真切；把雨来和男孩子、女孩子、大人们的对话模仿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于是同学们又鼓起掌来，惹得隔壁六年三班的老师跑过来看，不知道我们六年四班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班主任急忙把食指竖在嘴前，示意我们小声点，不要影响别人上课。于是同学们便把掌声降到最小、最小。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排斥我，是对我很友好，我的心里平复、安定了不少。

“但是我不敢大意，我是从四年级跳到毕业班的，有一年半的功课没有学过，我漏过的那一段，像个黑匣子似的，匣子里装了些什么我全都不知道。我想，我只有把六年级的课，都学好、都记住，期末还有个总复习，我总会及得了格、毕得了业、升得了学吧！

“于是，我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弄懂、记住，生怕漏掉了一个字，漏掉了我去问谁？我生性又腼腆、怯懦、羞涩，从来不敢问人的，再加上后妈又不准我在家里看书，就只得靠在课堂上，强记硬背了。

“大连学习苏联，实行五级分制，每个学生发一个记分册，上课的时候放在桌子的左上角，老师提问完了，就把提问的内容和分数记到你的册子上。每当同学们答不上来的时候，老师们总喜欢让我来回答，因此，我的记分册上便被记得满满的、红彤彤的，全是五分和五分加，连一个四分都没有；包括语文、算术、自然、修身、音乐、体育、美术，门门功课都好，那是没有办法的，良性循环，越好就越好。同学们不嫉妒，只是羡慕，甚至于为了班上有我而自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完全都做不到。

“有一次，上自然课，自然老师讲‘电铃原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电路图，什么开关、电池、磁铁、线圈、弹簧、小锤、铜铃、触点、导线之类的，听都没听说过。讲完以后，竟然没有一个同学能复述上来。老师就喊我上台试试；

我走上讲台，拿起滕棍，指着电路图讲：‘当我们按下按钮，线圈上流过电流，磁铁便产生磁力，吸住弹簧片，弹簧片上的小锤就敲击銅铃，发出声音；这时，簧片便脱离触点，使电路断开，磁铁又失去磁力，释放簧片，簧片又与触点接触，电路又被接通，簧片再次被吸引，小锤又敲击銅铃，如此反复，銅铃就不断地被敲击，直到我们释放按钮、断掉电流，电铃才停止敲击。’

“自然老师满意地说：‘完全正确！’并示意大家鼓掌，然后便‘笑咪咪’地在我的记分册上，用红笔写上—个五分又画了一个加号。自然老师那张满意的、笑眯眯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

“可能就从那时起，教员室里就引起热议，说六年四班有个叫张天翼的，门门功课都好，从来没得过四分以下的成绩。把我们语文兼班主任周敏老师乐得合不拢嘴，但她从来都没在我面前表露过。

“我最喜爱作文，我有一本作文本，应该说是收藏级的了，可惜在我实在忍受不了继母的打骂，离家出走的时候，丢在家里了。我是净身出门，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书包之外，没带走家里的任何东西，我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地划清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