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的作战室里，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正在主持军事会议，与会的有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军长以上将官和参谋人员。

此时的中原战场，中国军队分为两大重兵集团。一是以汤恩伯为首的机动作战部队，下辖4个集团军，总兵力为30万人。汤恩伯集团名义上是军委会直辖兵团，但因配合作战的需要，仍然归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因此汤恩伯还兼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是蒋鼎文指挥的一战区主力——河防军，这是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组成的大军，总兵力为40万人，其任务是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944年4月，中原地区70万中国军队的命运就落在蒋鼎文和汤恩伯这两位位高权重的陆军上将身上。

蒋鼎文是个老资格军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已经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参谋，那时蒋介石还不过是个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所以人们总是错把他俩当成亲戚。那时颇有心计的蒋鼎文，作出了一生中最为正确的决定，他以上校之尊，甘愿屈就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军衔被降了四级也在所不惜。当年秋天，军校举行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官，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1]

亲临现场。加伦将军见蒋鼎文小身板儿挺得笔直，一举一动都透着军人范儿，怎么看怎么顺眼，于是便即席发问了几句，蒋鼎文皆对答如流。事后加伦将军对蒋介石说：“此人可重用。”这一字千金的评语非同小可，以加伦是国民**首席军事顾问的身份，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从此蒋鼎文官运亨通，成了“黄埔八大金刚”之一。

平心而论，此公即便在内战战场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他官场上的政治手腕倒是远远超过其军事才能。此外，这位蒋鼎文上将还有个不太好改的恶习——嗜赌如命，曾经干出过一夜间输光全师官兵三个月薪饷的事，是个一粘赌台就舍生忘死的赌徒。

此时的蒋鼎文双眼布满血丝，不住地打着哈欠——看来他昨天又是豪赌一宿，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

蒋鼎文慢吞吞地说：“诸位同仁，本战区近日形势颇紧，河对岸日本人调动频繁。据情报称，日军似有较大的战略动作。本人已上报军委会及蒋委员长，军委会已派人来我战区商议军事部署问题。”

说到这里，蒋鼎文看了看身边一位中等个子、身材均匀的陆军少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蔡继刚少将。”

年仅40岁的蔡继刚“咔嚓”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大家敬了个礼。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讨论的作战问题，诸位均可同蔡将军磋商，我们第一战区的重大决策，都可由蔡将军直接向军委会上报，获得批准。”

会议室内所有将官的目光一下都落在了这位少将身上。

蔡继刚不卑不亢地微微欠身：“晚生年轻无知，虽粗通军事，也多是纸上谈兵，各位长官长年带兵，身经百战，蔡某岂敢班门弄斧？还望各位长官多多指教！”

众将官面面相觑，都不知这位来自军令部的少将身后有何背景，自然没有人敢多嘴。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现在的兵力部署大致是：郑州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一线，约200公里的河岸上，集中4个集团军。孙蔚如第4集团军驻守郑州；刘茂恩第14集团军驻守洛阳；李家珏第36集团军驻守新安；高树勋第39集团军驻守渑池、陕县地区。”

蒋鼎文说到这里，转向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恩伯，给大家谈谈你那个方向的兵力部署。”

汤恩伯扫了一眼众将官，面无表情地报出一连串布防数据：“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郑州以南；何柱国第15集团军及陈大庆第19集团军全部置于平汉路南段西侧；另有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编第15军和豫皖边区的地方部队布防于平汉路南段东侧。我集团兵力的态势和战役决心是：在郑州东边黄泛区中牟，部署前哨守军暂编15军的27师，其他主力的任务是确保平汉铁路南段之安全。”

这时，一位中将举手要求发言，是第33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

蔡继刚因工作关系，早就认识这位中将，李家钰字其相，是川军老资格将领，抗战前就是第47军中将军长了。他1937年9月率47军出川，一直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1939年李家钰积功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才调到河南担负黄河防务。因为关系比较好，蔡继刚总是称他为“其相兄”，从来不称呼官职。蔡继刚的字为云鹤，所以李家钰称蔡继刚为“云鹤老弟”。

李家钰忧心忡忡地发言：“各位长官，目前日军正在修复黄河铁桥，此举表明日军近来要有大动作，铁桥一旦修复，后果不堪设想。愚以为，与其坐等日军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立刻派飞机轰炸桥南的邙山阵地，然后派小部队过河突袭日军，掩护我工兵将桥再次炸毁。”

应该说李家钰的这一建议非常可行，颇有现代战争中使用特种部队的出奇效果。

但蒋鼎文不以为然：“这类战术动作我看成功的把握不大，对岸日军重兵防守，我小股部队贸然过河，岂不是飞蛾扑火？我战区与日军隔河相峙已达三年，谅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我军沿河防线坚固，可称之为三百里血肉长城。因此，目前我战区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我军只要固守沿河防线，以不变应万变即可。”

司令长官蒋鼎文这一表态，李家钰马上闭了嘴，几个正准备发言的将领也不再吭声了。

蔡继刚是三天以前到的洛阳，这几天他一分钟也没闲着，仔细研究了蒋鼎文的兵力部署，私下里对他的指挥能力颇感担忧。这位二级陆军上将的脑子似乎不太好使，他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战役纵深。他把自己的全部主力都放在黄河沿线的各个据点及平汉铁路南段，而广大后方却无任何机动兵力和战役预备队，这种玩法实在太悬了。当然，如此排兵布阵是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判断而形成的，徐永昌认为日军意在打通粤汉线，而黄河以北日军的种种迹象完全是一种战略佯动。

问题是，徐永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谁能保证他的判断不会出现失误呢？如果黄河以北的日军不是佯动，而是真的打算突破黄河天险，首先从北面发起进攻，那又将如何应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判断，并以此判断进行兵力部署，一旦日军突破河防快速推进穿插，分割包围国军的主力师团与各城镇点，那么几十万中国军队将陷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蔡继刚不由打了个冷战，他忍不住站了起来：“各位长官，我能否谈谈自己的看法？”

蒋鼎文客气地说：“当然可以，你老弟是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是握着尚方宝剑的人嘛。”

蔡继刚谨慎地发言：“我有一个担心，据现有的情报判断，日军这次肯定是要大举进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关键是它的进攻方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它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我军究竟了解多少？如果并不了解，仅凭笼统模糊的主观猜测，必将铸成大错。请蒋长官明察！”

蒋鼎文胸有成竹地点点头说：“蔡老弟，这些我心里有数，谢谢你的提醒。老弟还有什么建议吗？”

他这话等于封了蔡继刚的嘴，而蔡继刚若是识相些，此刻就该闭嘴了，可偏偏他并不打算结束：“还有，我认为刚才李长官的提议很重要，邙山头霸王城是大桥南岸的桥头堡，楔入我军防线已经两年多了，就目前态势而言，它早已不是什么眼中钉肉中刺的问题，而是生长在我军身上的一颗毒瘤，它早晩要化脓溃烂，我军一天不除掉这颗毒瘤，我河防部队就一天寝食难安！”

讲到这里，蔡继刚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司令长官将战区司令部设在洛阳，我以为十分不妥，此地离火线太近，一旦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我数十万大军分布在数百公里地域内，将如何统一协调作战？”

会议室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一半以上将官不住地点头，相互交换着眼色。

蒋鼎文笑了笑，以对待晚辈的口吻道：“老弟不必多虑，我半数以上的主力都集中在黄河沿岸，日军想突破我黄河防线怕是没那么容易，退一万步说，即使我防线被突破，但要一口吃掉我几十万人，日军怕是还没长出那么大的嘴。只要我河防部队能与日军绞杀几日，我南线平汉路重兵集团即可北上合围，围歼敌军于豫中平原！蔡老弟还有什么问题？噢，对了，至于指挥部为何设在洛阳，我在此要向诸位解释一下，指挥靠前是我一贯的作战风格，本司令官愿以行动表明，誓与一线将士安危同在，生死与共。”

司令长官这么一解释，在座的众将官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连蔡继刚也沉默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人微言轻，再多嘴就讨人嫌了，司令长官对自己已经够客气的了。

蒋鼎文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又补充一句：“现在，我要求各集团军，各军长官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尽快向后方转移。”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发言过后，再也没有开口，他时不时将眼神移向窗外，显得心不在焉。

这时一个参谋将一封密信交给蒋鼎文，信是第40军军长马法五转来的庞炳勋的情报：

“敌人已计划4月中旬发动攻势，望早作准备！”

蒋鼎文阅后皱起眉头，随手将密信交给在座的高级军官们传看，众人看完信后都默不作声。

蔡继刚心说，是不好表态啊，这个庞炳勋于一年前投降了日本人，被汪精卫伪**任命为暂编第24集团军总司令，成了大汉奸，而这关节他居然转来了重要情报，谁信呢？谁又敢信呢？

去年4月，日军五万余兵力扫荡太行山区，庞炳勋的第24集团军防地豫北林县被日军突破，庞炳勋带领集团军总部向深山转移避战，后在九连窑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混乱中庞炳勋和儿子庞庆振以及两名卫士躲进了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

数日后，经早已投降日军的孙殿英从中斡旋，庞炳勋正式投降了日军。庞炳勋的投敌在重庆官场上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极为震怒，一时舆论大哗。庞炳勋本是抗日名将，1938年台儿庄会战时，庞炳勋与张自忠率部在临沂和日军坂垣师团血战，解了临沂之围，成了名噪一时的抗日功臣。如今连庞炳勋这样的抗日功臣都投敌当了汉奸，这实在让国民**下不来台，蒋委员长颜面扫地。

军统负责人戴笠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你庞炳勋愿意自毁名声当汉奸，那是你的事，可就算你当了汉奸也没关系，我照样可以把你变成“卧底”，让你这个集团军司令成为我的编外特工，老子连薪饷都省了。戴笠指示军统人员对庞炳勋进行策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承诺将来对庞投敌之事不予追究，战争结束后一样论功行赏。

对戴笠伸出的橄榄枝，庞炳勋也很高兴，他没想到这一投敌行为不但什么也没失去，集团军司令照当，还弄了个“高级特工”的身份，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么？因此庞炳勋一再表示，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愿意为国立功。事实上，近一年来，他一直和军统河南站保持着秘密联系。

1944年年初，庞炳勋调任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在此期间，庞炳勋的绥靖公署成了重庆国民**、南京汪精卫伪**和日本军方三家共享的接待站，三方的官员谁来都接待，衣食住行全包了。庞炳勋认为，只要这三家的官员互不见面，互不相扰，他多花点招待费倒也是小意思。

戴笠经过多方面考察认为，庞炳勋与军统方面的合作还是很有诚意的，他不时发送的一些日伪方面的情报，经核实，这些情报是真实的，也是有价值的。

而蒋鼎文可不像戴笠这么现实，他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与日本人的仇恨不共戴天，他的思维层次比较单一，认为凡是投降者必是汉奸，是汉奸就不可信任。

于是蒋鼎文说了句很有分量，也很有导向性的话：“诸位，有没有人相信这位大汉奸的情报？”

众将官都不吭声，是啊，长官的话说到这份上了，谁敢说自己相信大汉奸，这不是自讨没趣么？

只有汤恩伯有些迟疑地说：“这份情报和军令部的其他情报似乎能对得上号，应该仔细斟酌一下。不过……万一是个圈套呢？”

蒋鼎文接嘴道：“是啊，万一这里面有阴谋，责任恐怕还是要由战区长官来负责。汤副司令，你准备为这份情报负责吗？”

汤恩伯摇摇头：“不，我负不了这个责。”

这时蔡继刚又忍不住了：“二位长官，庞炳勋的情报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我认为，我们作好敌人从北面进攻的准备总没有坏处。”

蒋鼎文有些不悦：“督战官，你的提醒我注意就是啦。我军部署方案基本不变，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了？那就先散会吧。”

散会后，蔡继刚走到司令部院中的花园边，在一排绿篱旁停下脚步。刚刚浇过水的小叶黄杨萌出嫩叶，青翠欲滴，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丝春意，他忧心忡忡地陷入了沉思。

蔡继刚是安徽桐城人，这一年整40岁。他父亲蔡朝云是晚清举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广东督军府参谋、外交督办等职。蔡继刚自幼在家乡读书，192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6年他清华毕业后决定投笔从戎，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赴美考入弗吉尼亚军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蔡继刚早已从军校毕业，正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游历。那段时间他玩得很开心，因为他历经千辛万苦在丛林深处找到了传说中的食人族，还和一位食人族青年交上了朋友。

那个土著青年一开始把蔡继刚当成了猎物，准备先杀死他，然后把他的尸体风干后存起来慢慢享用。两人交手的过程很简单，土著人虽然动作敏捷灵活，但并不擅长格斗，当他举着一支吹管准备向蔡继刚吹出毒刺时，蔡继刚一掌打飞了他的吹管，紧接着土著人的睾丸遭到膝盖的重击，他疼得弯下了腰。蔡继刚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拎着他的脑袋在一棵高大的马黛树上连连撞击。土著人对这种野蛮的打架方式感到很不适应，他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被撞晕了。土著人醒来后摸着自己满头的紫包大为诧异，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很野蛮了，没想到这位长得貌似印第安人[2]

的家伙比自己还要野蛮。南美热带雨林中的土著民族大部分都讲究生殖崇拜，他们认为裤裆里那个东西比较神圣，自家人打架时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决不照那个地方打，这是延续种族的必要工具，而不是某种攻击性武器。土著人实在想不明白，眼前这家伙怎么能如此不懂规矩，竟毫无顾忌地往生殖器上踢呢？

蔡继刚可管不了那么多，一旦出手就异常凶狠。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生长在热带丛林中身材矮小的土著居民，打架虽然不怎么样，可玩起独门暗器来个顶个是高手。用吹管发射毒刺那都是小意思，你永远也弄不清他们都有些什么歪门邪道的暗器，他们可以无师自通地从热带植物中提取诸如生物碱之类的剧毒，然后涂抹在暗器上，让人挨上一下就完蛋。蔡继刚从军校毕业后，便在世界各个角落游荡，为的是增长见识，磨炼意志，锻炼自己处理危机的能力，以便将来回去报效国家，而绝不是为了被一个处于蒙昧状态的土著人当成点心吃掉。要是一不留神着了这小子的道，个人丢命是小事，传出去非让人笑掉大牙不可，做鬼都没脸面。

蔡继刚忽然惊喜地发现，这土著人居然略通英语，因为他嘟囔着几句简单的英语：“你是个魔鬼，我不和你打……没有人可以和魔鬼打架……”

蔡继刚用英语回答：“你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无缘无故夺人性命。”

土著人毫无愧色：“我在狩猎，因为我饿了，杀了你我才能吃到饱饭。”

蔡继刚顿时大怒，这他妈的算什么理由？土著人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感到很不高兴，你凭什么吃老子？老子还想吃你呢。蔡继刚一生气，好久不用的国骂就脱口而出：“去你妈的……”可转念一想，这小子听不懂汉语，还是说英语吧。蔡继刚和颜悦色地用英语告诉他：“现在你成了我的猎物，我也饿了，准备把你吃掉，你同意吗？”

土著人摊开双手，表情夸张地说：“我除了同意，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蔡继刚被他奇怪的逻辑气乐了：“那你能给我个建议吗？你是喜欢被烧烤呢，还是喜欢被煮熟了吃？”

土著人回答：“你应该先杀了我，剩下的问题需要自己考虑。”

蔡继刚忍不住大笑起来：“如果我不杀你，我能得到什么？”

土著人考虑了一下说：“你可以得到一个奴仆，或者……一个朋友。”

蔡继刚说：“那好，我不杀你，我们做个朋友吧。”

土著人点点头，又提出一个令蔡继刚大为恼怒的建议：“我们可以再找到一个人，合伙杀死他，一起享用他的肉，你可以多吃一些。”

蔡继刚差点儿又用汉语骂起娘来。

他决定给土著人起个名字，于是想起英国小说家笛福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鲁滨孙流落荒岛28年，在岛上收留了野人星期五。眼前这个一心一意想吃人的土著青年干脆就叫星期五吧。

通过和星期五交谈，蔡继刚得知，几年前有个国籍不详的白人探险家，划着独木舟沿亚马逊河顺流直下，走到这里时船翻了，那个白人刚刚爬上岸就被食人族的弟兄们抓住，本想当晚就杀掉，用于改善生活，可部落首领认为此人太瘦，食用时可能口感不太好，便决定等养肥了再吃。于是，星期五被派去看守这个囚犯，和他一起度过了几个月时光。这个白人教会了星期五一些简单的英语，但星期五没有得到继续深造的机会，那白人最终还是被吃掉了。

那次部落宴会星期五没有参加，他拒绝吃自己老师的肉。

蔡继刚本来想去部落里看看，但星期五拒绝带路，他认为蔡继刚一旦走进部落，一定会被吃掉，他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变成美味的食品填饱别人的肚子。星期五帮助蔡继刚在一棵巨大的马黛树上搭了个窝棚，他时常溜出部落给蔡继刚送来一些令人难以下咽的食品。在蔡继刚逗留的十几天内，星期五还教会他不少丛林知识和生存技巧，两人相处得很愉快。若不是部落里其他土著发现了两人的秘密，蔡继刚也许还要在窝棚里多住些日子。

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星期五惊慌地跑来通知蔡继刚，部落里有人发现了他的窝棚，前来抓捕的人马上就到。蔡继刚匆匆告别星期五，以长途奔袭的速度逃离了这片危险的丛林。

几天以后，衣衫褴褛的蔡继刚出现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他住进当地最好的一家旅馆，先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穿上睡袍坐在露台的躺椅上，一边品尝着哥伦比亚咖啡，一边浏览刚送来的《华盛顿邮报》，这一天是1931年9月20日。蔡继刚在报纸的第4版上发现一条新闻，他顿时扔掉咖啡杯蹦了起来。就在两天以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了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自溃，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沈阳和辽宁全境。

蔡继刚顿时气血翻涌，经脉逆行。该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日本军队的动向，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他早就断定，那些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人早晚会整出点事来，这是一群成天拎着脑袋要和别人换命的家伙，他们厌恶和平生活，无时无刻不梦想着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报效天皇。如果眼下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他们也要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战争借口。这个不安分的大和民族，既然中国不幸与它做了邻居，那么战争是难以避免的。

蔡继刚当即决定回国，他的想法很简单，祖国有了危难，身为军人，他理应血洒疆场，报效国家。回国后，经清华校友介绍，他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财政部税警总团，任上尉连长。

这个税警总团在中国现代建军史的地位绝对非同小可，它原是1930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期建立的私人武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准军事武装，但在宋子文的苦心经营下，居然建成了一支连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它的人才选拔全由宋子文亲自网罗，各任总团长全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税警团对士兵的招募要求也很高，文盲一个不要，最起码念过几年“私塾”。

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全部装备欧美武器，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该团还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一套与国军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蔡继刚在这支部队中一直服役到1937年的淞沪会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刻意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国民**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延缓战争的提前爆发，以赢得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在此期间，国民**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并连续颁布了1935～193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从1933年开始利用中德军事合作契机，准备组建80个德械师的新式军队，收复东北失地。到了1936年，国防委员会又实行全国整顿，拟订三年内整编120个精锐师的扩军计划。

早在1933年，国民**鉴于“一·二八事变”的教训，针对日本的侵略意图和日军可能进攻的方向，决定在京沪杭地区构筑规模巨大的国防工事，于浙江境内修筑了两条国防工事，即“乍浦—平湖—嘉善—西塘”防线。此国防工事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主持修建。该工事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工程可谓浩大，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尚未全部完工。

国民**还派出采购团赴德、法、意、美等国采购最新式的火炮、作战飞机和坦克。

在以后的岁月中，蔡继刚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若是战争再晚爆发几年，我们的抵抗会更加从容，也更有把握一些。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个偶发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都没有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战后所有证据都指出，此事变绝非预谋，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部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当时主政北平的中方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国民**正与延安的中共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发生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则是受困于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的影响，财政上正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日军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并指示驻华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日本**与军部并没有决定要对卢沟桥发生的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介石及麾下的战略家们认为，虽然日本帝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具体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国力、兵力有限，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中国。而当时的日本军部断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最强烈的反弹，不过是在事发热点上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进攻，竭尽全力也无法防守，在遭到巨大伤亡之后，中国**只好被迫签订停火协定，默认既定事实。

蒋介石认为，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的战略比发动全面战争更为可怕，它就像一头巨兽，每得到一块地方，就会强壮一分，占领区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其总体战体系，最后由量变而产生质变。中国巨人就像被野兽撕咬下一块块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终有一天，日本帝国将羽翼丰满，真正强壮起来，用最后一击将中国巨人击倒。

1937年8月初，蔡继刚去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将军。那天蒋百里家高朋满座，来访的都是一些军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将军，有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将军，有刚刚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将军，还有自己在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时任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上校。还有一些曾留学日本、德国、美国军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继刚都很熟悉。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浦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向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