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开始创作《福贵的故事》（1/2）

凡是抄那种文学作品，不能乱抄，都是有标准的。姜俊也基本领悟了这个标准。

首要的是可信度，可信度是一切成就的根基。

什么是可信度呢？举个例子，阿来是一位藏族小伙，他的小说《尘埃落定》描写了藏族土司的消亡史，这就非常有可信度。

而若是姜俊这位出生在关中省的农村小伙，也去描写一下藏族土司的消亡史，那能有什么可信度呢？

同样，王朔的京味小说，王安忆以上海为背景的《长恨歌》，也都有他们明显的地域特色，若是出生在外省且没在那里长期生活过的作家，也写出类似题材，那也是相当缺乏可信度的。也就是说，读者们会不相信真的是这位作者写出来的。

如果被质疑作品不是该作者写的，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可以参考一下新世纪某位韩姓作家被质疑代笔的事件。

若是写一本书，随着成就带来很多争议，甚至争议比成就还要多，还要多上许多倍，那这书写出来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带来的争议不但会影响书的成就，还会影响作家在现实中的生活。

姜俊可不希望写完一本书之后，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烦扰和焦头烂额。

在保证了可信度之后，就要考虑这本书写出来之后的效果了。就是能在什么时候“火”。

有许多书，都不是写出来就立刻火的，往往都得通过一些人的慧眼识珠，或是历史的大浪淘沙才能被发现。

历史上就有许多这种例子，比如陶渊明原来在历史上并不是以诗人著称的，而是以隐士著称的。他的诗在当时被普遍认为不佳，在钟嵘的《诗品》里甚至将陶渊明的诗列为下品。

结果到了北宋，大文豪苏轼十分欣赏陶渊明，给了陶渊明诗以极高的评价，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陶渊明。又在南宋，辛弃疾也喜欢上陶渊明的诗，多次在词中表达对陶渊明的景仰之情，陶渊明的地位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在此之后，陶渊明就已确定是一位大诗人了。

又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原来谁也没觉得这是好诗，就将其归于“艳诗”那一类，觉得他格调低下。结果到了近现代，人们渐渐发现了它的人文价值，觉得他抒发了人生的感慨、思念的幽情，于是地位越来越高了。尤其是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将其称为“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这一下猛抬轿子，彻底奠定了这首诗的地位。甚至很多人称其为“孤篇压全唐”。这岂是张若虚在生前所能预料的呢？

这是远的例子，近的例子，还是拿《尘埃落定》来说，阿来在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到处投稿，结果因为他没有什么名气，竟被退稿十几次，搁置四年，在1998年才出版。

因此对于姜俊目前的状况来说，想“写”点什么，可不能板凳坐上十年冷，写的东西得让出版社一看就觉得不错，而不是经历许多次退稿才勉强投出去。

也正因此，在多次考虑之后，姜俊觉得《活着》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这书在原来出版于1993年，离现在1991年还有两年，但是这篇幅不长，才十万字，现在在余先生的脑中可能还不存在呢，自己给他“写”出来，并不存在任何争议。而且这本书的地域性也不明显，哪里的作家都是可以写上一写的。

再说效果，这书在当时一出，就引起很大反响。甚至仅在次年，就被大导演拍成了同名的电影。这时效性，可绝对是一部“看了都说好”的作品啊。

想到这里，姜俊满意地铺开了纸，写下了“活着”这个标题。

可看着这两个字，总觉得有点心虚。所以把这张纸给团了，又在新的纸上起了个新名字：